福建百得利实业1.8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投产发电

刑罚与行政处罚的共性在于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对于两者的差别有量的差别说、质的差别说、质与量的差别说等诸多论争。

例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与Facebook公司就数据保护问题达成的行政和解协议，就提出了责令该公司完善数据保护政策的合规计划。二是通过对疑难行政执法案件达成和解协议，推动案件快速解决，尽快明确和稳定市场预期。

例如在美国，几乎所有联邦政府部门都可以对相关企业行使行政监管职权。假如与中国证监会达成行政和解协议，涉案企业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建立合规管理体系，又如何有效地纠正违法行为或者进行积极整改呢？ 企业合规机制要得到普遍推行，就需要监管部门建立有效的合规激励机制，也就是对那些建立合规计划的企业在适用行政和解程序时处于优先地位。中国证监会责令上述五家机构分别交纳6.7亿元、180万元、1000万元、235万元和100万元的和解金，同时要求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公司的内控管理，并在完成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书面整改报告。西方国家对违规企业推行行政和解协议的经验表明，只有督促企业针对特定合规风险实施专项合规计划，行政和解才能在预防、监控和应对合规风险方面发挥确实有效的作用[xxxiii]与证据的固定、收集规则侧重于程序性正义不同，证明标准侧重保障实体正义，具有约束证明主体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功能。

我国《行政处罚法》修订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并充分服务于法治政府建设的大局，应当是修法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vii]我国《行政处罚法》实施以来，其在促进和培育市场经济的形成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民主性方面，特别当拟实施大规模检疫措施、决定疫区设定之时，应注意协调好行政一体与民意机关的关系、行政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实现行政与专家、公众之间的互动，争取最大的理解和支持。

后者指基于对未来违法行为或损害的预防，对可能实施或将继续实施危害行为而具有危险性的人所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对传染病病人实施隔离治疗、基于矫正目的而对精神病患者强制住院治疗即为典型。而在传染病防治手段层面，隔离措施无疑是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其可以快速医治患者并完全阻断传染源。客观地讲，因新冠肺炎疫情采取隔离措施而引发的争议极为鲜见，这与许多相关问题在非典后均有所探讨和改进有关。这考虑到当传染病蔓延之时，提供告知很难保障的因素。

而同时，过早、过迟或者过度、不足的隔离措施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会因为恐慌心理而被放大，所以，基于社会资源有限、为使普通措施和特别措施能够平衡、在不确定知识和及时作出风险决定之间达致平衡，隔离措施的限度与权利保障问题亦值得省思。（二）检疫的体系化 如果说前述隔离适用对象为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等，对人身自由拘束程度较为严格的话，那么《传染病防治法》41条隔离措施、第42条紧急措施、《国境卫生检疫法》17条预防和控制措施，在适用对象、采取手段、严格程度等层面上显然均非隔离治疗、留验、就地诊验等措施所能涵盖，立法应当予以明确。

从法律性质来讲，隔离、检疫属于强制措施，要求被隔离者必须在指定处所接受治疗或医学观察，被隔离者的人身自由将受到暂时限制。[91]Mathews v. Eldrige, 424 U. S.319(1976). [92]Daubert, supra note [63], p.1318. [93]Daubert, supra note [63], p.1353. [94]Control of Communicable Diseases, 82 Fed. Reg.6890, 6972, 6972-73,6977-78(Jan.19, 2017)(to be codified at 42 C. F. R.pts.70, 71). [95]See James Misrahi, The CDCs Communicable Disease Regulations. Striking the Balance Between Public Health Individual Rights, Emory Law Journal, Vol.67, No.3, 2018, pp.488-89. [96]参见王锡锌：正当法律程序与‘最低限度的公正——基于行政程序角度之考察, 《法学评论》2002年第2期，第23-29页。要针对传染病类型不同、急迫情况，分类管理，有针对性地实施隔离措施。[15]总体而言，实务操作与法律规范上的隔离有些差异，有利之处在于隔离一词略带强制性，疫情期间以严促守，无可厚非。

第一，历史发展的原因。[52]然而，对于传染病防治问题，德国传染病防治法第30条第1项则区分了两种情形：一般情况下卫生主管机关可强制执行隔离措施，对此必须声请法院准许。另一个值得期待的层面是伴随以行政手段干预公众人身自由的样态愈来愈多，学理面临着如何回应宪法保留、法官保留适用尺度不一的现实，如何追求一致的人身自由保障脉络的难题。有鉴于此，学者指出在传染病防治过程中，行政机关的隔离措施并不是惩罚，而是预防行为。

[89]公众对她作为爱尔兰移民和低收入等存在偏见，这些因素在她未经审判就长期隔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针对立法实践规定的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种类繁多的情形，学者按照适用对象与程序分为刑事被告与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限制两类。

但反对的观点断言宪法保留或者法官保留并不是让法官的非专业知识取代行政机关的专业决定，毋宁在于使事件透明化。[16]不利之处是可能混淆适用对象，徒增恐慌甚至对公众权益造成损害。

而在其之下可分为隔离与检疫两种，检疫的两种方式可明确规定于《传染病防治法》41条。（二）组织保障 在组织保障层面，中国传染病防治法主要采取了行政决定的模式。宪法保留首先构成了对议会立法的直接限制，对于宪法保留的事项，立法机关不得依公共利益条款加以排除，议会立法如果加以改变，则构成违宪。两者名称虽然偶有通用，但是使用的条件、法律标准差异迥然。隔离措施主要基于个人或区域而展开，但是当因工作岗位需要进入疫区或者直接接触患者之时，工作检疫（work quarantine）的方式值得关注。公众愈关注风险，就愈企图影响风险管理。

隔离为了治疗，而检疫意在预防和发现。工作检疫是指在传染病防治过程中，为解决医护人员、警察等短缺的问题，要求相关人员在工作时佩戴推荐的个人防护设备。

现代风险社会之下，让卫生主管机关在传染病防治中发挥更大作用，决定采取何种妥当及最有效的防治措施之主张确实具有诱惑力。后法之所以被视为传染病防治法的法律渊源，原因在于其立法目的是为了防止传染病由国外传入或者由国内传出，此法1986年制定，于2007年、2009年、2018年三次修正。

（3）事后法官介入型，亦称即时司法救济。多数州的法律均没有规定正当程序保护的内容。

[79]要深入关注其与进一步追求科学发展（循证）原则之间的关系。作为人类控制、阻绝传染病扩散的有效手段，隔离措施源远流长。[49]参见陈清秀：SARS传染病之疫情防治法制相关问题, 《月旦法学杂志》第49期（2003年8月），第45页。[45] （二）层级化的法官保留体系 宪法保留对人身自由的限制设立了双重监控机制，首先是对立法权，应遵守法律保留及比例原则等要求，一般通过合宪性审查机制加以完成。

如何补强该条款过于强调机构分工而缺失程序性保障的问题。此外，亦存在着其他诸多人身自由限制领域并非完全由法院审查决定的立法例或实践，使得法官保留原则实难落实。

由于适用对象不同，美国传染病防治法上使用隔离和检疫作为主要的隔离措施。要人权就不要命——隔离与人身自由的保障, 《月旦法学杂志》第98期（2003年7月），第197-198页。

（一）风险分析的观念 传染病防治中，行政机关如何采取适当、有效的措施，涉及到专业领域的判断，更事关未来风险的预测和评估。检疫经历了从古代向现代理念的转型，呈现为消极和积极两种样态。

此外，政府还可建议增加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减少公共活动、自我防护等其他自愿性合作手段。事实上，法院事后审查尊让程度一直居高不下，对行政的监督形同虚设，[64]由此可见事前审查更可以更充分地保障人身自由。至于何时使用隔离、何时使用检疫，需要行政机关在公共利益、个人权利之间进行微妙平衡。[13]这些实践和认知，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了隔离的原意，未来在传染病防治法完善的过程中，应将前述条款中确定的内涵贯穿于整个传染病防治法。

[51]层级化的法官保留体系能否为相关立法提供指引？前述阻却宪法保留和法官保留的理由是否真的无懈可击？对人权的保障，既有普适性的观念，又受国情、历史传统、权力配置等影响，诸如此类的因素又是否能成为一国人身自由限制立法、传染病防治立法的元理论？抑或未来需要一种更为体系化的保障思路，从而能够使一国的法律秩序逻辑自洽呢？ 第一，对立法实践的省思。[45]参见莫纪宏：论宪法保留原则在合宪性审查中的应用, 《法治现代化研究》2018年第5期，第13-17页。

[54]学者分析认为制宪者所处的时代，因传染病死亡系属常态，国家安全的根本受到威胁，故而保护公共利益远比个人权利更为重要。《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了隔离、留验与就地诊验[12]三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使用了控制措施的概念。

[62] 911事件后，美国对公共健康、国家安全等问题尤为关注，更新和扩张了联邦和各州的许多权力，其中包括隔离措施。三、隔离措施的宪法保障 人类防治传染病的基本和重要手段就是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以及保护易感人群。